《虹桥镇村宅志》总述

虹桥镇地处闵行区的东北部,是上海市郊与市区相接的20个镇之一。东部、北部分别与市区徐汇和长宁两区一路之隔,西部和南部与区内的七宝镇和梅陇镇相邻。

虹桥镇在上海市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上海近郊西部的两条重要河道流贯并相汇于镇内。蒲汇塘由七宝镇西来,横贯全镇,东出漕河泾港。新泾港自长宁区北来,南流经镇的西部。虹桥路、吴中路、漕宝路3条道路是上海西部重要的东西向干道,分别经过镇北、镇中和镇南。南北向干道中山西路、虹许路、虹梅路、莲花路、虹井路(虹莘路),由东向西排列,纵贯全镇。优越的地理位置,为集镇、宅基的形成,及后之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各方面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虹桥地区是上海传统蔬菜种植区,20世纪50年代起又成为上海重要的副食品生产基地,发展以蔬菜生产为主的种植业和猪、禽蛋生产为主的养殖业。70年代,又发展乡村工业,80年代发展仓储业,90年代发展“楼宇经济”。同时,20世纪50年代起,虹桥地区成为上海重要的工业基地和上海市区人口导入区。50年代建有上海三大工业基地之一的漕河泾仪表工业区,和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新村田林新村和八九十年代兴建的大批住宅区。多方面的发展,促使虹桥地区和上海的城市发展紧密相连。

和全国农村一样,虹桥镇有千百年来形成的集镇和宅基(自然村落),与1958年后出现的先“政社合一”、后行政性村民自治单位的生产大队→行政村和生产队→村民小组,这四种社会形态。1980年,全镇(公社)有16个生产大队、121个生产队,1984年有15个行政村(生产大队)、116个村民小组(生产队)。1994年,辖10个行政村、38个村民小组,终于2011年撤销。同时,虹桥地区128个宅基和3个集镇,历经繁衍和兴衰,终抵不住城市化的大潮而湮灭。

 

宅基是虹桥地区最早的乡土社会,虹桥地区社会的基础,虹桥村民的真正家园,是绝大部分村民的出生地、成长地,以至终老地。

文献记载,虹桥地区最早的宅基,首见于明万历《上海县志》(编于1588年),载有虹桥和新桥两地,以及安国教寺。清咸同年间(1853—1864),虹桥地区本地人王萃元所著《星周纪事》,除记有上述两地一寺外,还有程家桥、李家浜、薄(濮)家湾、王家巷、俞家宅、蔡家木桥、石家巷、井亭庙、董家宅、李家巷、梅园、沈家堰、田图等地。以村民口口相传宅基的由来,最早的宅基有形成于北宋咸平年间(996—1000)的张家宅宅基,元代的周沈巷和薛家浪宅基。此后明代有14宅,明末清初有11宅,清代有19宅,民国5宅,共52个宅基。其余不详。

虹桥地区的宅基,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是极为稳定的。尽管虹桥地区地处上海近郊,与上海市区边界犬牙交错,从理论上讲近百多年来会较多受城市的冲击,应常处于变动之中。其实并非如此。宅基在形态上固若金汤,即便是村民的话语,也与相邻的市区,泾渭分明。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因上海城市的发展和上海市郊迅速城市化,千百年形成的宅基,几乎在二三十年间瞬间全部消失。速度之快,空前绝后。消失之彻底,不留些许痕迹,农家住宅、河塘等所有宅基元素全部不复存在。宅基的消失,是虹桥地区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中的剧变。

宅基稳定,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强制性的社会管理,以及乡土的伦理观念的结果,一旦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或失去基础,尤其是强制性的社会管理出现松动,这种稳定会迅速土崩瓦解。民国及之前,虹桥地区宅基的稳定,主要还是出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以及生活状态的平稳,还有乡民有事宁在家不愿出门的乡土观念。到了20世纪50年代农业生产合作化及以后的人民公社,则主要出于农耕是农民及其后代就业的唯一出路,以及严格的户籍控制、“农业人口”和社员身份的固化。到了80年代,宅基开始发生变化。其因多方面。农民就业方向多元,村民可自由外出就业。户籍管理松动,村民可自由迁居。其内部人员已经分化,出现变动。到了90年代,全镇所有宅基都有外来(外省市)人口租房居住,宅基内部最基本的元素人口发生变化,导致宅风宅貌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还不足以动摇宅基的基础,宅基还在,宅基里各家各户的住房户主分明,产权清晰。致使宅基根基动摇直到消失,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土地全部被征用。土地被全部征用,经济是主要因素。从本质上看,这也是另外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管理的结果。到了2012年,全镇的宅基完成历史使命,已基本消失。

虹桥地区的宅基,择其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1980—2012年宅基动迁消失时期,宅基的数量为127个,与民国37年(1948)、1951年土地改革时相比,数量上少一个,名称都一致。

2.千百年来,村民一直是宅基的原住民,宅基是村民的先人营建而成。宅基名称的首字,与宅基村民第一大姓姓氏相一致。1951年,有60个宅基的名称首字与宅基村民姓氏第一大姓是一致的,占虹桥地区宅基数量的48%。它们分别是曹、董、张、诸、滕、顾、沈、姜、马、杨、徐、黄、张、汪、高、朱、李、邵、陈、丁、朱、曹、韩、杨、高、陈、薛、李、余、余、余、艾、周、周、童、陈、陈、曹、周、褚、孙、王、陆、马、徐、王、潘、钱、朱、陶、唐、沈、毛、曹、许、许、史、徐、史、乔。到了1980—2012年宅基动迁,其中49宅仍维持原样,其余11个宅基村民姓氏也只是第一大姓与第二大姓易了位。在另外宅基名与村民第一姓氏不一致的55个宅基,各宅基村民均固定有一二个大姓,其村民数量排序历五六十年不变。这反映了虹桥宅基村民的稳定,人员流动缓慢,甚至停滞。村民大姓与宅基名称的一致,也大致可以找到宅基形成的源头,第一大姓村民的先人最早在这里安营扎寨,成为原住民,现在同姓村民,就是他们的后人。

3.不用村民姓氏作名的宅基,也可追溯其名的源头。这样的宅基有23个,可分以下几类:(1)由行业、物产命名,有鸭场浪、窑浪、窑浜浪、船浜浪、柿子湾和罗汉松6个宅基。(2)与传说有关的,有龙船头、龙船梢2个宅基。(3)与宅基所处地理位置和建筑物有关的,有新江口、新浜浪、上澳塘、新泾口、塘湾、南宅、八字桥、厍里、小闸里、新桥、井亭头、蔡家木桥、姜家桥、朱家木桥和徐长桥15个宅基。这23个宅基村民的姓氏,也是有迹可循、排列有序的。宅里村民大多也是同姓同宗,一个祖宗所传。其中18个宅基,第一大姓村民姓氏1951年和1980—2012年相一致,另外一个宅基只是村民姓氏第一大姓和第二大姓易位。不少宅基村民与邻宅村民有血缘关系。南宅和新桥宅基本为一宅,村民大多数均为王姓。井亭头宅基村民姓氏以高姓为主,邻有高更浪、高家塘宅基,村民多姓高,疑为同宗。

4.虹桥地区128个宅基,其宅名尾缀,多与一姓繁衍成宅以及宅基处所的水、地有关,显示其先民相聚而居和择水、择地而居的特征。其中,以“××宅”的为最多,有34个宅基。次为“浪”和“塘”,分别有17宅和15宅。其余的“桥”有14宅,“巷”7宅,“湾”5宅,“塔”“弄”“更”“浜”各4宅,“厍”“角”各3宅,“里”“口”“行”“头”各2宅,“堰”“松”“梢”“房”“村”“坟山”各1宅。“塔”和“浪”,是虹桥地区宅基名称较为特殊的现象。“塔”在虹桥话中读作“搭(dā)”音,不指佛教建筑,与“塔”作“圪塔”(gēda,指小土丘)义时读音相同,疑为先民择高地而居。现作“那里”或“这里”的意思。这种宅基名,在相邻的新泾地区也有,读音相同,而在上海其他地区不多见。还有“浪”,义作“这里”“那里”解。此字不光用在宅基的名称上,还常用来指出物体所处的位置。

5.虹桥地区宅基,以村民户数作为规模标准,不管是1951年还是1980—2012年宅基消失时,规模较大,且宅基间相差很大。1951年,最大的宅基有村民185户(长春村地区周沈巷宅基),5户及以下的有虹四村地区潘家塔、新浜浪,西郊村地区龙船梢,新桥村地区陈家厍、濮家湾,虹南村地区王家宅、陆家塘,星联村地区朱家桥、东唐家厍。最小的只有1户,即虹二村地区小杨家宅。1980—2012年宅基消失时,最大的宅基有541户(长春村周沈巷宅基),最小的有4户(星联村朱家桥宅基)。1951—2012年,是虹桥地区历史上宅基规模扩大最快的时期。1951年,全地区2—5户的宅基有7个,6—10户的13个,11—20户的26个,21—30户的27个,31—50户的27个,51—70户的有3个,71户以上的有2个,分别为137户和185户。1980—2012年,2—5户的宅基有2个,6—10户有3个,11—20户有12个,21—30户有4个,31—50户有19个,51—70户有24个。71户以上的有56个,其中71—100户有27个,101—130户有10个,131—150户有8个,151—200户8个,336、376、541户各1个。50户以下的,1951年(100个宅基)占83%,1980—2012年(40个宅基)占33%,51户以上的分别为17%和67%。宅基规模的扩大,在带来充沛的劳动力的同时,也给土地资源、劳动力就业、环境负荷、公共资源带来极大压力,也改变了宅基的风貌。另外,被称为“独家野村”的小杨家宅是虹桥地区的唯一存在,1951年,只有1户、6口人,有耕地5.73亩,平房6间,宅基地0.79亩,生活应该是不错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称“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实际上,一户的独家野村在上海市郊各地广泛存在。虹桥地区只有一宅,远少于其他地区,也显示了虹桥的城郊特色。

6.虹桥地区宅基,村民家庭人口数量总体不多,且1951—2012年不断缩小,有鲜明的上海近郊农村家庭人口的特点。1951年,1—5口的家庭有2767户,占总户数66%;6—10口1357户,占32%;10口以上69户,占2%。其中3口之家610户,占2%。最多的一家19口人。1980—2012年,1—5口8778户,占总户数的91%。其中3口人家3510户,占36%。最多的一家有13口人。

7.虹桥地区宅基村民,1951年土地改革前,以土地为财富标志的贫富相差不大,各阶层土地关系也不是很紧张。根据1951年全地区113个宅、3391户土地改革资料,地主占总户数0.65%,远低于地区所隶于的新泾区的3.38%,也远低于上海市(含松江专区、崇明县)2.6%的比例。其他各阶级,在地区所占的比例,也不同于其他地区。工商兼地主占0.06%,富农占1.32%,小土地出租占0.12%,中农占41.17%,贫农占42.18%,其他(居民、工人、手工业者、商人等)占14.36%。全地区有12个宅基有地主,共计22户,101个宅基无地主。其中,新桥一宅有12户,徐长桥宅基有2户,其余8宅各有1户。有富农的宅基25个,占全部宅基的22%,88个宅基无富农。其中,3个宅基各有3户,7个宅基各有2户。整个地区,中农占比之高,较为突出,远高于地区所隶于的新泾区27%的比例,也远高于上海市(含松江专区、崇明县)32%的比例。中农在宅基中拥有较多田地、房屋和劳动力,大多为殷实户,人称“家给(jǐ)人足”,是虹桥地区在上海近郊被视为较为富裕地区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春村地区的周沈巷宅基,在1951年是虹桥地区人口最多的宅基,无地主,只有富农1户。中农占38%,有土地457亩,户均6.5亩。宅基一路之隔即为上海市区的徐汇区,中农有这么多土地,确实较为富足。童家宅宅基,无地主、富农,中农户数超过贫农,且土地占全宅土地63%,户均达8亩。最多的一户中农,有21亩地、17口人、7间平房,是相当富足的人家。井亭村地区韩家塘宅基有41户,中农24户,占总农户60.04%。中农有土地238.41亩,占土地总面积69.01%。户均9.93亩,人均2.06亩,10亩以上的有12户。韩家塘宅基是菜、粮、棉、油夹种地区,有这么多的土地,生活水平不会差。虹桥村地区的王家浜宅基有136户,有16户村民用柴灶三眼灶,多为中农户。当年用得起三眼灶的,必定首先是殷实人家。还有一个虹桥地区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在土地改革中被列为“其他”的阶层,占全地区户数14%,占比远高于地区所隶于的新泾区8%比例。其实这些阶层的人员大多是宅基里在外谋生的工人、手工业者、商人等。显示了虹桥地区靠近上海市区,已不完全是农村的特征。

8.虹桥地区百余个宅基,村民各有祖系,有的相邻的几个宅基村民,同为一宗,千百年来,一脉所传,有血缘的天然联系,经长时期的规束,形成了独特的宅风。村民长幼有序,阿太、阿奶、阿婆、姆妈、婶婶、嫂嫂、孃孃、阿姐、妹妹,公公、大大、伯伯、爷叔、阿哥、兄弟,互为称呼,无连名带姓直呼者。婚丧喜事,“三日头排场”,不尽是铺张张扬,而是“千日难得一次”,东家以此尽力报答乡邻亲眷平日里的眷顾。宅里向人不请自到,帮助东家借办酒水用的桌凳碗筷,宰鸡杀鸭。一家欢,合宅欢。各家各通有无,自留地的菜,常互为采摘。红金生产大队七房史家宅一村民有3亩桃园,欢迎同宅村民采摘熟果。虹二村王家弄宅基村民张姓稳婆一生接生1002个婴儿,每接生一个新生儿的报酬是一顿便饭。有的宅基有“称大号”的风俗,举行成人仪式,让年青一代更秉有护宅爱家的责任心。新桥宅基有“富不丢书”的祖训,后人遵循。祝家巷人大度大方,凡事求大同弃小异,相互间少有争吵,相信劳动致富。石家巷人爱好吹拉弹唱蹦蹦跳跳。1954年村民自组剧团自演沪剧,成立丝竹班,组织篮球队。因近上海市区,各宅基村民习俗和观念也更与城市接近。小许家宅村民在民国时期婚嫁,就男着西装,女衣旗袍。红金生产大队梅园史家宅,1959年就有12个农村妇女做绝育手术。1970年,红春生产大队石家巷宅基就有村民实行火葬。虹桥地区有3个宅基村民信奉天主教,信众与教外村民互相尊重。新桥村东薛更浪宅基信众,其先人从明万历年间天主教传入上海不久后就入教,至今已有500年。虹二村王家弄宅基晚清王家三代道士。

9.虹桥地区宅基一派江南水乡风光,涌现出一批杰出人才。宅基是村民的家园,经过千百年来的经营,风光秀丽,生活方便。宅基为大树笼围,都有二三只河浜,春放鱼苗,冬车浜捉鱼。浜边有水桥、岸柳、杂花野草,有的河中还种有荷花。虹五村许家宅宅基有15条(只)河浜,宅基为河所围,自称圆子里的馅头。住房大多为三开间、五开间,或一进二进的绞圈房。住房后或有竹园,前有场地,或为枝杨圈所围。虹桥村王家浜宅基有6户村民家有枝杨圈,总长500米,环绕农宅,还有10多个竹园。近百年来,沿虹桥路两旁,外国人和城市富商在乡人的宅基边田野中建西洋或中国风格的别墅,星星点点镶嵌在宅基间的平野,形成江南传统民居和欧陆风情别墅相辉映的上海西郊特有的中西合璧的风貌。20世纪60年代前,虹三村南陈家行宅基“东面是别墅群美华邨,西面、北面为东上澳塘环绕,南面是大片农田,跨东上澳塘的小石桥是宅基对外唯一通道。村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种田亩,种菜莳蔬。农舍散落在一片绿荫之中。东上澳塘河水清澈见底,可见游鱼。春天小路边长有野花,招蜂引蝶。夏天,农舍前后种有冬瓜、南瓜、丝瓜。老人坐树下摇蒲扇乘凉,孩童围着大树追逐,鸡鸭满地乱跑。傍晚,可见炊烟……”。红金生产大队高家浜宅基“位于今漕宝路上海电视机九厂。50多年前有一河浜,面积3亩,中间有一小洲,面积约1亩,长满竹和野花、草药,有堤与外相通,涨潮没水。春天村民可涉水上洲挖笋,采草花、草药……”这种景致,在虹桥地区极为常见。各个宅基公用设施完备,有的有水桥8座,有的有舂臼11座,一直用到1975年。有的有纺车20多部、布机50台,到20世纪中期还在使用。不少宅基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被人赋予形象的绰号,如“酒醉祝家巷”“撑旗吃饭徐家宅”“打人许家宅”“田鸡汤家弄”“草鞋金家弄”。宅基中涌现了众多百工好手,有大批的种菜能手、铁器名工匠、搭牌楼好手、本地菜厨师、农业生产积极分子等。20世纪80年代初,大批外来人员进宅基租房居住,到90年代中期,全镇宅基都有外来人口,数量数倍于本地人,村民违章搭房出租,形成“城中村”。虹桥村王家浜宅基2012年外来人口5700人,是本地人的7.5倍,还在宅基内开有116户店铺。宅基江南水乡风貌荡然无存,直到宅基全部动迁消失。

10.村民宅基概念不断淡化。主要有两个原因,(1)20世纪50年代农业生产合作化后,基层农村对内对外一切事务均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大队→行政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村民小组名义处理。村民的一切涉行政性、生产性事务也必须通过上述组织办理。宅基完全不出现在任何文件和统计中。(2)20世纪50年代中期,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是一个宅基办一社。此外,大宅基办有几个社(后为生产队、村民小组),小宅基几宅合办一社(后为生产队、村民小组),到60年代涉及45个宅基2个集镇。其中,有4个大宅分数社的,有2个宅基(石家巷、朱家木桥宅基)分别分编成5个生产队(村民小组),各有1个宅基分别编成4个和3个生产队(村民小组),6个宅基分别编成2个生产队(村民小组)。虹桥集镇和程家桥集镇分别编为4个和2个生产队(村民小组)。小宅基合一社的,有5个、13个生产队(村民小组)分别由3个和2个宅基合编而成。这些被分编和合编的宅基,其名称不但消失在任何文件和内外事务中,也难见于村民口中,更容易被淡化。

 

虹桥地区有3个集镇,分布镇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约相距2公里。在20世纪80年代前,是农村和城市间的桥梁,集散日用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城镇居民的居住地。

1.因水成市。三个集镇均临河,因河成镇,名称缘于桥、闸。虹桥、小闸集镇和程家桥集镇分别滨于蒲汇塘和新泾港。两河均为上海重要水道。蒲汇塘为明清时期上海县城走松江府的主要水道。虹桥、小闸为其沿河之第三、第四个集镇(前为泗泾、七宝)。新泾港在明代是上海一条重要的南北向河道,“吴松(淞)江湮塞,太湖之水迂回宛转,多由上海新泾流注于海。”“虹桥”其名,首见明万历《上海县志》,桥跨蒲汇。清乾隆《上海县志》称为“虹桥市”,清同治《上海县志》又称为“虹桥镇”。由桥而市,再到镇,历300年。小闸集镇,名首见于清嘉庆《上海县志》,称为“小闸桥”。清咸丰九年(1859)在蒲汇塘此段筑堰堵港形成码头而成市。程家桥集镇分新老程家桥。塘子泾(今塘泗泾)于此丁字形汇于新泾港。名首见于《星周纪事》一书记事中的清咸丰五年(1855),记称桥跨塘子泾。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北首虹桥路、罗别根路(今哈密路)建成,市集北移,30年代在两路丁字路口成新的集镇。新集镇因路而兴,异于上海市郊的大部集镇。

2.三镇均繁荣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后一镇独兴,两镇衰落。民国25年(1936),虹桥有店铺68户,程家桥有2户。民国26年(1937),小闸有蔬菜地货、石灰砖瓦、柴草等行。民国31年(1942)日伪“清乡”,统制城乡物资,三镇有河道舟楫之利,因米业而兴盛。到1950年前后,虹桥有店铺96户,程家桥37户,小闸22户。50年代中期起,三镇的商业通过社会主义对私改造、人民公社化,均统于虹桥供销合作社和虹桥粮食管理所。虹桥因为乡、公社、镇党政机关所在地,商业行业仍完整,成为全地区的商业中心。基本一业有一店,规模较大,即有百货店、布店、五金店、饭店、点心店、药店、日杂品店、茶馆等店。全镇(公社、乡)重要商品,如自行车、收音机、电视机,以及所有农药、农肥、建材,都统于虹桥集镇出售。程家桥商业,因处虹桥路和西郊公园(今上海动物园),保持繁荣,还有照相馆、布店、五金店、药店、菜场等一般非政府机关所在地集镇没有的店家。小闸镇则完全为乡村小集镇,只有卖油盐酱醋等最基本的日用商品的店家。到了80年代,三个集镇在全民办商、征地大动迁热潮下,无不走到尽头。虹桥、程家桥集镇,分别经过20次和4次的动迁,集镇风貌不复存在。小闸集镇自1993年动迁,到2012年仍未结束,剩蒲汇塘西的几家商铺。

3.集镇上的居民,向来商农夹聚,有的半商半农,有的亦商亦农。1951年,虹桥集镇居民225户,其中商户及其他73户、农户152户。程家桥集镇民居118户,其中商户及其他33户,农民85户。小闸集镇居民53户,其中商户22户,农户31户。是年,土地改革,不少半商半农户的店家获分土地,家庭主业转向农业。1958年,上海市实行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管理制度,集镇居民始分城镇居民户口(称居民)和农业户口(称农民),实行两种制度的户籍管理、就业安置和粮食及日用品供应政策和办法。到20世纪90年代户籍性质渐淡化。又因征地,农业人口户籍按政策“农转非”,户籍界限完全消失。集镇居民大多为本地人,相互认识,知根知底,有的还有姻亲或亲戚关系。经商的也大多为本地人。虹桥集镇的大店家“八爿茶馆、四爿米行、两爿地货行、潘成记木行、丁顺兴铁店”,均为本地人所开。程家桥集镇50年代初,有店号的69户商铺,本地人开的有36户。小闸集镇例外,居民以被本地人称为“客帮人”的为多。蒲汇塘西仅一户为本地人。街南均外来户。街北大部分为本地人,种田务农。50年代初,全镇商店仅4户为本地人所开。

 

村民小组是国家在农村最基层的村民自治单位。自20世纪50年代,经土地改革、农业生产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8年形成组织生产、行政管理职能合一的生产队,直至1984年转变为村民小组。1962年,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村民小组延续了这种性质。从1954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算起,到村民小组撤销,地区经济主要为合作社(后先后为生产队、村民小组)集体经济,村民经济收入以劳动工分,取自集体经济分配。虹桥地区极大部分村民,有50多年时间在其中劳作,取得经济收入,接受行政管理,享受提供的福利。其身份1954—1984年为社员,此后为村民。

1.村民小组的母体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及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队。1954年1月,虹桥地区以宅基为基础,建立虹星等3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5年建有96个初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90%以上。1956年,初级社全部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96个初级社转为1个高级社联社(含11个分社)和7个高级社的96个生产队。后经分析合并,到1980年虹桥人民公社稳定为125个生产队。1984年,除了小闸生产大队的生产队外,110个生产队全部转为村民小组。同时,随着土地被征用,虹桥人民公社开始实施撤销生产队、村民小组。1980年,小闸生产大队杨家宅生产队,红金生产大队许家塘、七房史家宅3个生产队首先撤销。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以建立集体生产组织为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方向开始转向。到1985年,所剩的10个生产队也全部撤销。1984年9月,虹三村童家宅村民小组率先撤组,开始撤销行政村的进程。到2010年12月,虹桥村河南村民小组撤销,虹桥镇的村民小组全部撤销,从1954年开始形成的生产行政管理合一的农村最基层的自治单位,在虹桥镇成为历史。撤组(队)时间前后经历三十年,分50批结束(不包括1992年9月随行政村划入徐汇区龙华乡的村民小组)。1980—2000年有35批,撤销105个组(生产队)。2001—2010年,15批撤销20个组。除1981、1982、1998、2002、2006、2008年外,年有撤组,最高的一年1993年分6批撤销28个组。村民小组(生产队)撤销的原因只有一个,因国家建设、房地产开发征地,村民小组所有土地被征用殆尽。虹桥镇的村民小组全部撤销,在闵行区各镇中是第一家,标志虹桥镇已基本实现城市化。

2.虹桥镇的村民小组(生产队)户口规模,20世纪50—80年代不断扩大,到20世纪末,随着农业人口户籍的“农转非”、农村劳动力的安置,规模又不断缩小。60年代中期(1964—1966年),虹桥人民公社生产队户口规模以41—50户、31—40户为主,分别占全部生产队的28%和30%。最大的生产队有87户(西郊生产大队程家桥河西生产队),最小的16户(新桥生产大队沈家宅、薛更浪生产队)。80年代中期(1982—1984年),则以71—80户、41—50户、61—70户为最多,分别占全部村民小组22%、15%和13%。超过100户的有12个村民小组,最多的为145户(西郊村程家桥河西生产队)。最少的一个组只有9户村民。

3.经过几十年村民的辛苦劳动,各村民小组都积累了集体资产。这些资产主要是通过五六十年代种植业,七八十年代种植业和养殖业,八九十年代种植业、养殖业、仓储业,积累起来的。同时,也是各阶段的政策和经济形势发展的成果。20世纪50—70年代,在集体经济分配中,强调高积累,以扩大和巩固集体经济。80年代起,各业特别是工业、仓储业的迅速发展,又极大充实了集体经济。到各村民小组(生产队)撤销时,集体资产分别达到3万—9470万元。撤组越晚,集体资产越雄厚,其中集体土地的有偿使用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是重要原因。全镇各村民小组(生产队)撤销时,集体资产3万—23万元的有29个组,占全镇村民小组(生产队)23%。除一个组在1991年,其余都在1980—1989年撤销,是全镇最早撤销的一批村民小组(生产队),且大多靠近上海市区。其中最少的2个组(生产队)均撤销于1980年,资产各只有3万元。30万—100万元(24万—29万元空缺)有42个组,占全部村民小组34%,除9个组外,撤组发生在1991—1993年。101万—200万元有12个组,占全部村民小组10%,撤组在1993—1997年。201万—1000万元的有20个组,占全部村民小组的16%,除2个组外,撤组在1997—2001年。1001万—9470万元,有19个组,撤组于2000—2010年。新桥村新桥东、新桥西2个村民小组的资产居首,均达9470万元,撤组于2009年。次为虹桥村河南村民小组,达9357万元,于2010年撤组。

4.村民小组的撤销,导致小组集体资产的处置,村民小组集体资产不复存在,村民获得村民小组最后经济上的利益。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规定,小组可处置资产按村民农龄分析,予以兑现。全镇最早处置集体资产的是1980年小闸、红金生产大队的3个生产队。其中,杨家宅生产队集体资产2.51万元,社员总农龄1675年,每农龄量化值15元。许家塘生产队集体资产2.91万元,社员总农龄3640年,每农龄量化值8元。到2010年虹桥村王后、河南、王前3个村民小组集体资产处置,全镇村民小组集体资产处置结束。王前、河南、王后3个村民小组村民每农龄量化值分别达8008元、8079元和8810元,是全镇最高的。王前村民小组村民的每农龄量化值,是许家塘生产队的1101倍。统观全镇村民每农龄量化值,8—50元的有23个村民小组(生产队),占全部村民小组(生产队)的18%。51—100元的16个组,占13%。101—450元的32个组,占26%。206—946元的9个组,占7%。1061—1673元的12个组,占10%。1208—1673元的9个组,占7%。2785—5150元的5个组,占4%。6070—6795元的5个组,占4%。8008—8810元的3个组,占2%。

 

行政村是中国农村中与村民最为接近的行政性自治单位。行政村组织生产,发展村集体经济和村社会事业。其党政两套机构,非常完备。党的方面有党支部及其成员。行政上有村民委员会及组成成员。村民大小事务,首先须通过村党政机构办理。

虹桥镇(乡、公社)的行政村,均于1984年生产大队就队设村转变而来。生产大队大多转自1958年加入人民公社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由此生产大队也被赋予了行政职能,直至行政村撤销。1956年,虹桥地区由96个初级社合并为虹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联社(含11个分社)和星光、五星、长春、虹联、虹南、金星6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北陈、冯家宅、严家桥3个就宅建社、规模较小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7年,北陈、冯家宅2个高级社并入虹星三分社,严家桥高级社并入虹星九分社。虹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联社与上海市郊的其他高级社不同,在上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20世纪50年代与新中国处敌对状态的美国,有一家杂志社两个记者到社采访。虹星高级社联社已具后来虹桥人民公社的规模,辖11个分社,有58个生产队,农户2615户、农业人口12559人、劳动力5860个,集体耕地13706亩。基本核算单位在分社,年终分配由分社统一作价(工分),也类似后之1958年七一人民公社初建的情况。1958年,虹桥地区的高级社并入上海市最早建立的人民公社七一人民公社,编为第九、第十、第十一大队。经1959、1961年两次调整,到1966年,虹桥人民公社基本形成辖有16个生产大队的格局,直到1984年就大队设行政村。自1980年起,又发生变化,开始进入撤销生产大队的阶段。这种变动起因于土地的被征用、生产队撤销,以致生产大队形同空壳。1980年,红金生产大队撤销,虹桥人民公社开始撤生产大队,到2011年5月,原虹桥人民公社的16个生产大队(行政村)全部撤销,行政村终成历史。其间,1986年撤1个生产大队,1999—2007年撤8个行政村(1992年成建制划入徐汇区龙华乡的虹三村、长春村、虹南村、星联村由徐汇区华泾镇报批),2011年撤6个行政村。行政村撤销后,村集体资产通过一次、二次资产核定,按全村村民农龄予以分析、兑现,又入股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实业公司,成为股东,每年按入股份额取得红利。

1991、1992年,行政村村委会实行“政企分设”,14个村委会分别建立村集体经济组织实业公司,1995年前后都改制为股份制合作企业。总股大致由村民股和村集体经济股组成。有农龄的村民,按规定的份额可入股,一般村民股约占公司总股的35%,原村集体经济股约占65%。2011年,西郊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率先成立,原村集体股份制企业虹西股份实业公司成为其全资子公司,有持股股东7479人,平均每个股东持股7.68万元,年均红利率7.5%,人均年红利5762元。至此,全镇村级经济组织,有5个集体经济合作社和5个股份实业公司(不包括划入徐汇区龙华乡的4个行政村成立的实业公司)。合作社和实业公司的建立,是为了保证村民长期的经济利益,也是村集体经济对村民最后的经济回报的保证,也是在没有行政村的情况下,仍保持原有的村和村民间维系的唯一渠道。

1.虹桥镇各行政村(生产大队),户口、土地规模相差很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户最多的是西郊村,有906户,最少的为星联村,有238户。全镇238—600户的有9村,500—906户的有5村。人口也以西郊村为最多,达2484人。长春最少,有495人。全镇1000人以下的有2村,1102—1766人的有9村,其余3村分别为2046、2270、2484人。进入90年代,户、人口在不断减少,原因是征地导致农业人口户籍“农转非”而大量减少。各村(生产大队)土地面积,据1984年全国土地普查资料,15个村(生产大队,不含红金生产大队),最多的是小闸生产大队,有土地3791亩。最少的虹二村,土地仅为1325亩,刚及小闸生产大队三分之一。此外,1302—1969亩有7村,2117—2696亩有6村。耕地最少的是小闸生产大队,剩97亩,占土地总面积3%,95%为工厂用地。全镇各村民小组耕地占土地比例55%—56%有4村,61%—68%有7村,70%—78%有2村。耕地最多的为虹南村,有1819亩。耕地占土地面积比例最高的为井亭村,达71%。村民住宅用地,虹桥村最多,有497亩,这与大部分村民小组处虹桥集镇有关系。最少的为小闸大队,仅32亩。全镇187—190亩的有2村,239—285亩、308—379亩、412—497亩各有4村。

2.各村经济发展的道路相同,其轨迹是种植业(蔬菜为主)、养殖业(猪、禽、蛋为主)—工业—仓储业—楼宇出租业(楼宇经济)。20世纪60、70年代末,各生产大队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1966年,除虹桥、虹三、虹五生产大队种植业占67%—68%外,其余各大队占比均超过70%,先锋、井亭两大队更高达84%和87%。全公社大队养殖业占经济总收入8%—16%,最高的分别为先锋和虹桥、长春生产大队。1983—1985年,种植业除小闸生产大队已停止外,均降至15%—40%,虹四、长春村占比为最高、最低。1992—1994年,除西郊村种植业已停止外,均降至5%—26%,以先锋村最高,长春村最低。养殖业降至6%—33%(西郊村、虹五村停止),以虹桥村最高,虹二村最低。自1980年小闸生产大队停止种植业后,到2006年全镇所有村均停止。其间,1980、1986年停止的各有1个大队,1993年有2村,1995年有3村,1997年有4村,1998、1999年各有1村,2001、2003、2006年各有1村。

3.村集体经济以农业为支柱产业,到20世纪60年代,转换为以非农产业为主。随着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社会事业发展,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村经济,到60年代末各村无法支撑正常的经济活动。1969年,红春生产大队在公社内首办大队企业,经办工业,以开辟其他经济来源,扩大就业范围。此后,凭借虹桥人民公社地接上海市区的区位优势,各生产大队相继发展大队企业。到1984年,所有大队都办有企业。其中1970—1972年开办的有9个大队,1976—1980年的有5个,小闸生产大队于1984年最后办。1976年,红春生产大队的工业收入已占大队总收入的46%。到1984年,全乡各村工业收入,各占各村总收入10%—52%,虹二村最高,小闸生产大队最低。到1993年,有统计的14个村,除星联村占比为7%以外,余在21%—69%,以虹六村最高,井亭村最低。2002年,有统计的8个村中,工业收入占总收入6%—97%,以虹五村最高,西郊村最低。继工业后,各村又发展以租赁为主的仓储业。仓储业是上海城市大工业向市郊扩展,各村顺势而为的产物。初始于1973年长春生产大队塘湾生产队,用旧仓库出租给上海一家工厂。农村集体土地的出租,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明令禁止的,实际基层早已有此类经济活动,也是仓储业发展的一个源头。1981年,红春生产大队石家巷生产队向外出租土地5.6亩,每亩年租金500元,开创了集体土地有偿使用的先例。到1985年虹五、井亭、虹南3村开办,全镇各村均办有仓储业。1992—1994年,14个村中,3个分别建于1973、1976、1979年,余均建于1980—1985年。到90年代初,仓储租赁收入成为各村经济的重要收入来源。1992—1993年,各村仓储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高达7%—41%,最高的为新桥村,最低的虹桥村。其中7%—9%的有4村,12%—18%有6村,33%—37%有3村,41%有1村。

4.楼宇经济实质为楼宇租赁和物业管理,全部由各村村级集体组织开办经营,为地区带来租金收入和入驻企业缴纳税收的双重经济收益。到20世纪末,租金收入成为各村的重要经济来源,到21世纪初又为大部分村的唯一经济来源。由此表明,虹桥镇镇村二级产业结构已全部转型为服务业。其发展实质上是仓储业的延伸和转型,也是虹桥镇各行政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90年代中期,由于各村土地的大量被征用,村民小组的撤销,仓储业难以为继。1990年,虹六村建标准厂房出租。到2001年,全镇10个村均建标准厂房和楼宇,发展楼宇经济。其中1990—1996年办有6村,2001—2003年办有4村,以虹六村最早开办。2002年7月,虹五村集体经济组织上海虹欣实业公司建规模较大的8层虹欣大厦,是虹桥镇第一幢村级高层楼宇。到2012年,各村楼宇面积5.83万—24.68万平方米,以井亭村最高,红春村最低。5.83万—10.09万平方米有4村,21.55万—24.68万平方米有6村。租金收入1806万—9541万元,以井亭村最高,虹四村最低。1806万—4732万元有4村,4686万—9541万元有6村。楼宇入驻企业产税超亿元的有6村,其中3个村为双亿元。税收在370万—52880万元,以新桥村为最高,西郊村最低。370万元1村,1691万—7262万元3村,13297万—52880万元6村。

 

到2012年,虹桥镇所有的有五六十年历史的行政村、村民小组被撤销,有千百年历史的宅基和集镇消失,全镇的地貌形态、政府管理、生产组织,以及家庭和人口,都发生了千百年来最大的变化,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新的时代。但是,作为虹桥地区的历史存在,所有的宅基和集镇、村民小组和行政村,都永载史册。不管是哪个宅基人、哪个集镇人,还是哪个行政村、村民小组的村民,都永远是虹桥人,他们的后人也将永远打上各自的宅基和集镇的烙印。